活着/如此这般（so it is in life）

by Daniil Kharms

作者简介：

Daniil Kharms1905年生于圣彼得堡，是1928年发起的真实艺术联盟（OBERIU）的创始人之一。这一联盟集结了一群拥护未来派理论并深信艺术应该摆脱逻辑法则束缚的先锋派作家和艺术家。在Kharms的有生之年，只出版了一些儿童作品，而自己的严肃读物则无人问津。1931年Kharms投身入反苏维埃运动并被暂时从列宁格勒流放。1941年，他因撰写了《失败主义者声明》被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组织）逮捕，并被判决到监狱医院的精神病牢房接受监禁。之后没几年，在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他因饥饿而死。直到七十年代末，Kharms那些新奇有趣并充满诗意的作品才开始出现在俄国主流出版社的视线内。随着Kharms被赞誉并和Beckett、Camus、Ionesco等人并举，他的一些作品也被陆续出版。下文从未用英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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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深夜两点的时候，在内弗斯基大街，或者更确切地讲，在十月二十五号的林荫大道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不不，那个在大剧场旁边停下脚步的男人纯粹是凑巧路过那儿罢了。他或许是停下来系鞋带，或者点上一支烟，或是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他只是个过客，漫无目的地走着。不过他的行李在哪儿？等等，他不知为何正抬起头，好像在张望三楼的某个地方，或是四楼，甚或也可能是五楼。不，看吧，他只是打了个喷嚏，现在又上路了。他耸着肩，看起来有点懒散。他的那身绿色大衣在风里鼓了起来。一会儿的时间里，他转到纳达兹邓斯卡娅大街去了，身影就消失在转角处。

一个东方人长相的擦鞋匠捋抚着自己拉渣的胡髭，紧跟在他身后。

他的大衣又长又厚，紫色调，格子的或是斑纹的，又或许，管他的，波尔卡斑点的。

（1931）

真奇怪，真是奇了怪了！这堵墙后面，就是这堵墙，就在这后面，一个男人，穿着红靴子，伸直着腿，一脸怒气地坐在地上。

只要有人在墙上打个洞看过去，就能看见这个怒气冲冲的男人坐在那儿。

但最好不要去想他。他是什么？或许就是一个从那假想的虚空中游荡而来的死魂灵。不管他是谁，上帝都与他同在。

（1931）

我们分住两间屋子，我朋友住那间小的，我就住那间很大的，屋子里横贯着三扇窗户。我朋友只回来过夜，白天的时候总是不在。就我来说，我总在自己的房间里，如果我出门了，那不是去邮政局，就是在为晚餐采购食物。此外，我患有干性胸膜炎，就算我整日安坐不动也无可厚非。

我喜欢一个人呆着。但一个月过去后，我对这种孤独感到了厌烦。书籍不能使我快乐，我经常是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放弃写作，再次翻看起自己的书。在那种萎靡的状态下什么事儿都做不成！简而言之，我渐渐愠怒起来。

那个时候，我居住的城市对我而言丑陋无比。它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无论从哪儿看，都像是明信片上的图画。我对那些景色感到厌烦，倒是更乐意呆在家里。况且，就实而论，除了邮政局、市场和店铺，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所以我像个隐居者一样呆在家里。

有时候我什么也不吃。那些日子里我努力给自己制造点愉悦的情绪。我会躺在床上微笑着。我会笑上他个二十分钟，但最后笑容变成了呵欠。这一点也不好玩。我把嘴张开到一个合适的尺寸制造一个笑容，但最后总是张得太开以至于开始打呵欠。我开始白日发梦。

我看到自己面前有一个陶壶，里面满是新鲜的面包和牛奶。而我正坐在一张书桌前奋笔疾书。书桌上、椅子上、床上，都是写满了的稿纸。我写啊写，冲着自己的想法傻笑。真不错！身边还有面包和牛奶，还有装在胡桃木鼻烟盒里满满一盒的烟草。

我打开窗往院子里看，墙角盛开着黄色和紫罗兰色的花朵。烟草也在那儿长，远处还有一棵栗子树。在那边，还有一个新开辟的果园。

一片安宁，只有火车在山脚呼啸而过。

今天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坐到书桌前，一会儿又站起来坐到摇椅里去。我拿起一本书又立马把它丢开，随后站起来重新来回踱步。

忽然间我觉得自己遗漏了点什么，一些个无足轻重或举足轻重的词儿。

我殚心竭虑，要把这个词儿给回忆起来，我觉得它是个“M”打头的词。不，不！完全错了，是“R”打头的。

理由？欢欣？矩形？肋骨？或者是智力？不幸？实质？（都是由R或者M打头的词儿）

我边煮咖啡边对自己唱着所有由“R”打头的词儿。靠，我活生生想起来那么多由“R”打头的词儿！或许那个词儿就在它们中间，但我没有认出来，把它和其他那些搞混了。

但或许，那个词儿根本没有出现过。

（1932~33）

从那个傻冒的衬衫领子里戳出来一段脖颈，上面顶着个脑袋。那个脑袋有一段时期总是留着平头。现在那些头发长了出来，仿佛一丛灌木。这个傻冒总是在滔滔不绝，却没有一个听众。每个人都在思忖，他什么时候能闭上嘴离开？但这个傻冒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仍旧在那儿一个劲地说着笑着。

最后，艾博夫再也忍不住了，就站起来走到傻冒跟前，用轻佻并充满敌意的口吻对他说：“立马给我消失！”傻冒四下里看了看，有点不知所措，对眼前的事也没什么头绪。艾博夫对着傻冒的耳根来上了一拳。傻冒从椅子上跌下来摔到了地上。艾博夫踢了他一脚，傻冒飞过走道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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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生活中碰到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冒，他还想要表达自己。他应该被塞到猪嘴里。就是那儿！猪嘴里！

无论在哪儿我都能看见这种傻逼的嘴脸。对待这种人，只需要一脚把他踢到猪嘴里去。

（1934）

落地窗帘后的窗户渐渐亮了起来，因为白天开始了。地板和门扇吱吱作响，椅子在公寓里被拖来拖去。罗扎茨基从床上爬出来，摔到了地上，磕破了脸。他得赶紧上班，所以他用手遮住脸，匆匆出门。眼前的手让他看不清楚方向。他两次撞到了广告亭；随后他又挤到了一个头戴用乙烯合成材料制成的附毛皮耳罩帽子的老人身上，弄得这个老头儿怒气万张。旁边一个看门人恰巧靠近过来，他正用铁铲去捉一只猫。他冲着越来越激动的老人说：“真不知害臊，老爷子，这么大把年纪还要给自己找麻烦。”

（1935）

一个法国人得到了一张睡椅，四张椅子和一张扶手椅。这个法国人坐到椅子上，靠着窗户，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还是想到睡椅上去躺躺。这个法国人坐到睡椅上，但一会儿，他又觉得自己还是想到扶手椅上去休息一下。这个法国人从睡椅上站起身来，像个国王一样地坐到了扶手椅上，但在他脑海里，他又在想：坐在扶手椅里太装逼了，应该更朴素一点，坐到椅子上去。法国人重新又坐回到椅子上，靠着窗户。但他在椅子上还是坐立不安，因为从窗户里进来一阵阵的气流。这个法国人转而坐到靠近炉子的那张椅子上，并渐渐觉得有点累了。于是这个法国人决定躺倒睡椅上休息一下。但在他走到睡椅跟前的时候他又转向一边坐到了扶手椅里面。

“恩，现在好了！”这个法国人说，但不一会儿他又说：“或许躺倒睡椅上更好。”

（19世纪30年代末）

玛丽娜跟我说，有个舍里克在她睡觉的时候来找她。这个舍里克是谁？来干嘛？我一辈子也搞不懂。

过了一阵子，舍里克又来了。之后他来得更频繁，大约三天左右就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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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住在家里。当我回家的时候，玛丽娜跟我说有个辛德拉尤丝金打电话来找我。很明显，你会相信么？某个辛德拉尤丝金想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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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娜买回来一些苹果。晚饭后我们吃了几个，剩下来两三个准备晚上吃。然而到了晚上，当我准备去找我的苹果的时候，它们不见了。玛丽娜说是侍者米沙路过顺手拿走了苹果，因为他要做色拉。做色拉不需要果核，所以他在我们房间削了苹果，把果核扔到了废纸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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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舍里克、辛德拉尤丝金和米沙经常在我们的炉子里留宿，我很难想通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进到里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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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玛丽娜询问舍里克、辛德拉尤丝金和米沙的事儿，她总是想方设法避而不谈。当我告诉她我对这种极不寻常的“同伴”关系感到恐惧时，玛丽娜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好心的人”。离开玛丽娜，我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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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过去，我感到那些“好心人”里也是良莠不齐。老实说，舍里克受过高等教育，辛德拉尤丝金和米沙则根本就是一字不识。舍里克甚至还写一些学术文章。由此，他对待其他两个“好心人”的态度也多少有点傲慢。

我对舍里克写的那些学术文章感到好奇，很想看看。但一直没有机会。玛丽娜说，他生下来的时候手里就握着一支笔，但没有再透露有关舍里克学术活动的更多细节。我开始着手调查，最后发现舍里克是补鞋匠出身。这和他的学术活动有什么关联，我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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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获悉“好心人”们开过一次派对。他们把自己的钱收拢起来买了一条酱汁鳗鱼。米沙甚至买了一扎伏特加酒。这应该可以说明，米沙喜欢喝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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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里克的靴子是用软木塞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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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玛丽娜告诉我，辛德拉尤丝金觉得我是个捣蛋鬼，因为我踩到了他的靴子。我也感到很生气并且让玛丽娜去转告辛德拉尤丝金，就说他应该离我远点。

（1935~36）

当一个人躺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地伸展开双腿，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同时近旁床头柜上的闹钟也滴滴答答无法入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面前开了一扇黑黢黢的广阔无边的窗户，而自己那瘦弱微小的灰色灵魂正在飞离那扇窗户，那具失去了生命的躯干仍旧躺在床上，静静地伸展开双腿，闹钟响起了安静的铃声：“有一个人已经入睡了。”此时此刻，那扇黑黢黢的广阔无边的窗户乓地一声关上了。

一个姓沃克诺夫的男人躺在自己的床上，静静地伸展开双腿，试图入睡。但睡眠远他而去。沃克诺夫睁着眼躺在那里，一些令人惊恐的想法在他渐渐木然的脑子里敲着门。

（1938？）